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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不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获得从宽处罚，有时会不择手段地以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任何人都不应该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若不问线索来源，将上述情形认定为立功，有违基本法理，会“催生”新的违法犯罪。正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实践中对立功制度的运用，明确：“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被告人金某虽然帮助公安机关抓获了毒贩、缴获了毒品，但有关贩毒活动是在金某主动约购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金某获取犯罪线索的方式虽然不直接符合上述规定所明确例举的行为方式，但无疑具有非法性。如果将揭发自己主动参与、甚至引诱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认定为立功，无异于变相鼓励犯罪分子以人为“制造”犯罪的方式获取立功表现。从立功制度的精神出发，应当认为金某的行为属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立功线索，不应认定立功。

　　2月25日，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官网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收费标准。具体来说，该省免陪照护服务的主项目为一对三服务，即服务提供者同时为三位患者提供服务，每位患者收费标准为140元/日。但如果开展“一对二”服务，每位患者加收40元/日，也即180元/日；如果开展“一对一”服务，每位患者加收140元/日，也即280元/日；如果护理员具备医学职称，在原收费基础上加收20%。

　　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的主体，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当事人处分原则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积极地进行证据的收集与举示，否则应当对举证不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检察机关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系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其目的在于查清案件事实，促使法院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并不影响各方当事人平等行使包括收集证据、举示证据、质证在内的诉讼权利。因此，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应当坚持公权力监督属性，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法确定调查核实事项，规范开展相应工作。

　　2020年1月，冯某慧以何某荣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为由，以李某为被告、何某荣为第三人向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何某荣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赠与李某财产的行为无效，要求李某返还赠与财产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何某荣先后以微信转款或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某所转款项是其与冯某慧的夫妻共同财产。何某荣与李某通过沐足消费认识后发生婚外情，违背公序良俗，应当受到道德谴责。但何某荣与李某之间有相互转款行为，冯某慧提供的证据难以区分正常往来资金和不法赠与金额。据此，判决驳回冯某慧的诉讼请求。

这个进球是欧冠1992/93赛季改制以来皇马第二快的丢球，仅次于2006/07赛季1/8决赛次回合皇马对阵拜仁时被马凯打进的进球（开场10秒）。

　　婚约财产纠纷涉及彩礼、订婚礼物、共同筹备婚礼的费用等财物争议。近年来，婚约财产纠纷案件频发，折射出婚恋观念与财产权益的复杂博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对此，法官提醒：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赋予承包人的工程款债权相较于抵押权、普通债权等就建筑物变价款优先受偿的效力。当建设工程上同时存在工程款债权与抵押权、普通债权等多种权利时，工程款债权具有相对优先的清偿顺位。本案中，某安建设公司并未对某腾置业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作出放弃优先清偿顺位的意思表示，故该放弃行为具有相对性和部分性。因此，上述行为仅产生某安建设公司对案涉108套房产的工程款债权不得比某达担保公司的抵押权优先受清偿的后果，并不导致某安建设公司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绝对消灭。相对于某腾置业公司的其他抵押权人和普通债权人，某安建设公司仍依法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此，(2019)皖16民初248号、(2020)皖民终831号民事判决确认某安建设公司在某腾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安徽某楼盘C区、D区的拍卖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某达担保公司的抵押权优先于某安建设公司的工程款债权实现受偿的顺位，依法不受影响，其顺位利益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