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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虽然明星授课往往上线即大卖,但也存在消费者投诉的现象。这或许不能完全归咎于明星,因为大多数明星恐怕只是在台前授课,而把运营等工作交给了幕后团队。但是反过来,如果运营教培业务水平不高导致消费者投诉,不仅会影响课程销售,也会导致明星形象受损。
四是价格虚构型欺诈,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大数据杀熟、价格明降暗涨等形式。《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明确,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诱骗他人购买等行为属于价格欺诈。对于价格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要求按承诺价格履行或主张赔偿。
3月8日,在央视新闻两会直播特别节目《一年之计看两会》中,金力在谈人工智能如何助力科研时表示,“科研是用来回答学术问题的,科研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前沿性,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到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来帮助科学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够提出更好的问题,通过科研,当然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研水平就大大提高了。”
据法新社与法国BFM电视台等媒体报道,此次会议共有来自34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出席,其中大部分来自欧盟和北约国家,英国与土耳其等非欧盟国家也派代表与会;美国未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伊犁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孔菲菲告诉记者:“一首歌曲《苹果香》带火了伊犁的雪山草原与民俗风情,而歌声里的六星街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能清晰感受到游客的热情,尤其是旅游旺季,连小吃店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上述不同途径从专业性程度而言,要求依次升高,尤其诉讼途径对当事人就诉讼程序、举证能力、法律知识储备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从维权成本、便捷程度而言,协商途径基本采取电话或者网络形式,不需要再行付出额外费用;诉讼则有一定的诉讼周期和费用。从权威性角度而言,协商途径旨在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争议,采取和解方式,而在争议较大无法和解的情况下,诉讼途径则基于法律作出孰是孰非的判定,不仅会终局性解决当事人争议,也会明晰相应争议的法律规则。
在《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改革的四点看法》一文中,陈志文写道,1999年的大扩招,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规模扩张时期,高校总量从1000所增长至目前的2760所。一方面招生人数在快速增长,一方面高校纷纷走向综合定位,什么学科专业都敢办、都能办,从学科专业设置看,高校区别不大,出现了“千校一面”的盛况。高校忙于“卖”文凭,忘记了真实的社会需求。“显然,我们并没有真正面对社会需求,而是陷入了学校自循环的小圈子,本质上更接近于‘卖文凭’,而不是真正的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