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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员工表示,这种“到手刀”黑产链的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二奢回收公司报价虚高,按正常价格回收难以成交;二是回收公司贪心,想多赚钱,“6千的价格回收,再砍去1千,转手就能以8千卖出,一个包的纯利润至少在2-3 千之间,砍价越多,他们赚得越多。”
徐政辉表示,会继续开发不同时代的人教版老教材文创。特别是2000年后发行的人教版第十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是无数90后、00后的童年回忆。“这是很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教材,我们也会认真研究开发其中的插图和形象,希望做出年轻一代喜欢的文创IP和产品。”
一名黑商员工告诉记者,他在上一家回收公司工作时,如果卖家不接受砍价,他们会采取极端手段,比如剪掉商品上的标签和流苏作为报复。他说,包被退回时,上面被划个口子或是受到其他损坏,都是常有的事。因此,卖家也心存畏惧,往往选择降价,自认倒霉,稀里糊涂地把商品出手。
“我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学术风气还蛮好的,师门发表的论文,都没有挂过老师的名字。我的导师是一名作风‘老派’的学者,他不喜欢这种相当于‘瓜分’学生劳动成果的风气。何况我的专业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的学问,说实话对于老教授们而言,学生的文章还是太稚嫩了。”陆宇说。
第一财经记者从科大讯飞获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的两份建议都与“AI+教育”相关。他提到,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AI应用建设主要依靠教育信息化经费的划拨支持。目前,生均经费有限且支出结构较传统,难以支撑AI教学的开发和应用。他建议,通过政策引导,在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中提升AI投入比例,将智能教师助手、AI课程开发等纳入生均公用经费支持范围,引入企业资源,支持学校开展AI教育和科研项目。
沈建峰建议,平台企业应合理设计合同条款,督促寄送人采取必要的保价等措施,总体上合理配置承运人和委托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平台企业还应当引入保险机制,以此分散劳动者履职过程中的损害。“在此基础上,应引入劳动者的责任限额规则,不论是平台作为承运人,还是加盟商作为承运人,在配送员作为上述企业的工作人员履职过程中带来的损害,应由平台或者加盟商向消费者承担责任。”沈建峰表示。
“知道课程含金量没那么高之后,我不想买后面的课了,但‘班班老师’天天大段大段地给我发信息,还不断地发起微信语音通话,想尽办法让我掏钱。”程先生说,“班班老师”不断使用“80%的学员都报了”“可以分期付款或使用花呗”“不给孩子添负担”“需要系统学习”等话术推销课程。无奈之下,最后他只能删除对方微信好友并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