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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不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获得从宽处罚,有时会不择手段地以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任何人都不应该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若不问线索来源,将上述情形认定为立功,有违基本法理,会“催生”新的违法犯罪。正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实践中对立功制度的运用,明确:“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被告人金某虽然帮助公安机关抓获了毒贩、缴获了毒品,但有关贩毒活动是在金某主动约购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金某获取犯罪线索的方式虽然不直接符合上述规定所明确例举的行为方式,但无疑具有非法性。如果将揭发自己主动参与、甚至引诱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认定为立功,无异于变相鼓励犯罪分子以人为“制造”犯罪的方式获取立功表现。从立功制度的精神出发,应当认为金某的行为属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立功线索,不应认定立功。
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爆发“世纪争吵”,双方不欢而散引起全球侧目。马克龙重申对欧洲提供“核保护伞”,3月6日冯德莱恩在欧盟特别峰会上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拟调动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随后俄乌战场局势突变,俄军猛攻下库尔斯克,控制了多个定居点;与此同时,美国切断了对乌克兰的情报与军事援助。
不过,这轮高校招生扩招,至少短期内会对文科考生产生不利影响。多所知名高校都提出要着重发展新工科,例如综合强校复旦大学近期宣布“文科招生的比例,会从原来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
答:裁判尺度是否统一、同案能否同判,是人民群众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准,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法院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切实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一是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效个案监督促进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紧紧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履职办案基本价值追求,坚持法定性和必要性相结合监督标准,加强个案精准监督,通过抗诉等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方式,促进统一司法标准,推动解决同类问题。如“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监督法院判令受赠人返还全部赠与财产,促进统一类似案件裁判尺度。二是加强案例指导,以监督标准统一推动裁判标准统一。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提炼出对类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参照援引的司法规则,引导检察机关进一步统一监督标准,通过有效监督促进统一裁判标准。三是强化类案监督,切实提升监督质效。持续加强类案分析,及时发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领域中的多发、共性问题,推动民事检察监督“由点到面”。充分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推动类案信息收集研判,剖析个案问题背后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起到“监督一类、纠正一片”的效果,切实发挥类案监督在增强监督质效、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共林芝市委员会、林芝市人民政府主办,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旨在以花为媒,擦亮“林芝桃花”品牌,提升林芝桃花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深化林芝与南京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推动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全面贯彻好“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完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党员民营企业家的教育管理,特别是加强年轻一代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老一代“听党话、跟党走”和艰苦创业、实业报国的优良传统,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强做优企业。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探索改革发展之路,引导民营企业坚持稳中求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克服非理性行为,强化风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