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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标国际一流,增强上海城市竞争力。当前,全球各个经济体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其实就是制度规则、城市能级的比拼。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中,上海是我国唯一的专家调查样本城市,权重占比超过73%。这就要求我们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高铁+旅游”合作机制方面,安徽省牵头起草并联合签订《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框架协议》,每年召开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联席会议,深化政府、商协会、企业间多层次协作联动,持续推动“高铁+旅游”产品共建、市场共拓、客源互送。
二是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因为地方文化方言、戏曲、民俗等等显性的标志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上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同时,应该加强对上海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要说今年两会上陆续发出的这些“民生红包”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在哪里,政策的发力点就在哪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
叶荫宇:运筹学对于优化问题所设计的算法,在计算机上的实现,就是“求解器”。西方曾长期主导求解器市场,如欧洲FICO的Xpress(后被美国收购)与美国IBM的Cplex等,都是求解器的代表作品。中国需要使用求解器的企业,因当时国内没有开发商用求解器,故需要购买西方的求解器产品。近年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一些国内企业难以再继续使用西方的求解器产品,必须转向“自力更生”。一些企业找到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希望我们能够迎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顶上去”,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求解器。我们也的确做到了。
1982年初到美国时,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AI)与运筹学(OR)。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量”的定义十分模糊,如出现很多“适量”“少许”等字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在专家的脑中,“适量”等词汇应是“量化”的结果,但对于外人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构造这样一个系统,数据是不够的。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使我对“量化”产生了兴趣,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