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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层出不穷的诱导式网络消费和诈骗,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院长马珺委员建议,加快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增设“数字消费保护”专属条款;加快制定适老化数字服务标准,明确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避免诱导性设计。“要严格限制对老年人高频推送诱导广告。”马珺委员说。
第一个发言的张运凯委员是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职业教育是与产业对接最紧密、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型,他道出了自己的困惑——
受理及审查情况。杨某不服生效判决,向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将成都某医美公司因消费欺诈承担三倍赔偿责任的范围限于膨体部分系适用法律错误,以膨体价格6500元为基数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缺乏依据,据此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据此,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金某约购毒品并予以揭发的行为构成立功的错误,二审法院应当在裁判中指出并纠正。然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据此,尽管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金某的上述行为构成立功并对其从宽处罚存在错误,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得对其加重刑罚,应当维持一审判决对金某的定罪量刑。虽然二审法院认定金某案涉揭发行为不构成立功,导致原判刑罚略轻,但因金某还有其他立功表现进而被从宽处罚,所判刑罚尚未达到畸轻的程度,故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亦无需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其一,“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应当是检举揭发他人实施的、本人没有参与的犯罪行为。向司法机关揭发本人参与的犯罪行为,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中,被告人金某主动向李某朋约购毒品,进而向公安机关揭发李某朋实施的贩卖、运输毒品犯罪行为,由于金某系毒品交易的下家,属于本人参与的犯罪行为,故不应当认定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锚定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每年全国两会,总书记都会聚焦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改革重点任务、指明改革主攻方向。
当前,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湿地城市的武汉,正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樱花,不仅点缀了东湖之春,更点亮了整个武汉的春日景致。目前该市种植樱花超50万株,遍布大街小巷,81处樱花林点缀其间,将武汉装扮成浪漫的樱花之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