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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2.7万人,起诉2.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37.8%和34.9%,其中起诉孙志刚、刘连舸等原省部级干部34人。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3068人,同比上升18.3%。坚持有逃必追、有赃必缴,协同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对12名逃匿、死亡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外逃27年的屈健玲贪污案,指导广东检察机关对“百名红通人员”刘昌明关联案追缴境外赃款1676万美元。
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行政争议预防化解“3+N”机制,助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开展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培训,更多行政争议通过行政复议主渠道及时化解,2023年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首次超过行政诉讼,2024年延续并扩大这一趋势;经复议案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下降1.8个百分点。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一审行政案件调解、撤诉率同比增长1.4个百分点,上诉率下降1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福建省委会主委夏先鹏认为,需加强针对涉外法律保障的顶层设计,多方合力护航中企“出海”。他建议出台“海外投资促进法”,明确政府在海外投资中的支持角色,帮助中企更好地应对海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晶泰控股去年6月在港上市,成为首家通过18C规章挂牌的特专科技公司。谈及为何选择香港,温书豪形容是“对自己公司和香港都有充足的信心”。他透露,当时公司不仅看好大湾区,认为“东方之珠”经历风风雨雨后一定能再攀高峰,也坚信优秀的企业一定会得到全世界投资者的认可。随着DeepSeek和晶泰等越来越多的中国顶级科技公司脱颖而出,香港可以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为其对接全球投资者,后者亦可从这些优秀企业获得巨大回报。
合力做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大指导调解力度,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诉前化解纠纷1218.2万件。落实最高人民法院1至5号司法建议,涉房屋买卖、信用卡、保证保险等案件均大幅下降。针对医保基金监管、房屋征收补偿发出第6号、第7号司法建议。推广“六尺巷”调解工作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焕发出蓬勃生机和力量。
谈到中国式现代化,贝内特表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因为它不是剥削别人,而是提供机遇。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这是一种平等、包容的全球化理念,与“本国优先”和“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
近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各地方贯彻执行力度和效果不一,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获取资源要素、市场准入方面仍然受到一些隐形限制和歧视;一些地方行政行为不规范,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逐利性罚款有所抬头,小过重罚引起不良社会反应;个别地方“新官不理旧账”、政策多变,导致企业家和投资者因缺乏稳定预期而不敢投资、不愿投资,对经济持续发展起到负面影响。为此建议: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审结知识产权案件49.4万件。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推创新成果转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6年来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近2万件,其中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数量和占比逐年攀升,2024年达1233件,占32.3%。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支持人工智能依法应用;惩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权行为,促进规范有序发展。严格依法保护创新。对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460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44.2%。依法审理“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6.4亿元。惩治以维权之名扰乱创新秩序。